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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自富: 拿古代科技成就来重塑自信 是否必要?

2019-09-08 15:02

 

  最近,西部某高校一位教师因为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言论被校方处分,引发争议,并且激起了“如何评价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讨论。本文作者认为,“四大发明”是不是重大创新,其实是一个在学理和常识上均值得分析的大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在“什么是创新”上达成一致。作者指出,文化自信要建立在、学习和吸收异域文化的基础上,应该以世界各地文化的多元化为前提。每种延续至今的文化,自然有其独特意义,而与各种文化的交流、吸收其中精华为我所用,再进一步提升本土文化,为世界各文化共享的知识和实践体系增加具有创新性的内容,才是文化自信的核心。通过对古代科技成就的特殊评价来论证自身民族的文化自信,实不必要。感谢作者授权,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最近,西部某高校一位教师因为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言论被校方处分,有评论认为校方的处理过于严厉,亦有部分评论认为该老师言辞中反映的科技史观也有偏驳之处。

  意外的是,该事件进一步激起了“如何评价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讨论。在笔者看来,“四大发明”是不是重大创新,其实是一个在学理和常识上均值得分析的大问题,我们首先就应该在“什么是创新”上达成一致。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对“创新”有两个解释,作动词用时指:“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作名词用时指:“创造性;新意”。另一个词条“创新型国家”则有一个更为细致的定义:“以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并形成具有日益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国家。”

  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对创新的认识基于前者,并认为“四大发明”以及古代中国其他发明(如陶瓷、丝绸等)都属于重大创新。这种常识性的理解当然无可,但其背后的逻辑却是使创新的本质简单化。如果大学课堂在这个层次上探讨创新,似乎有点过于平常。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在和平下,世界的竞争轨道逐步从军事转向经济和发展,都在竭力寻找新的发展道,以增强并保持本国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优势,为本国人民创造更为美好、幸福的物质生活。

  科技实力及其背后的机制被普遍认为是保持国家长远竞争能力的基础,中国也不例外。以来,率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1995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后“科教兴国”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如果在这样的语境下评价“四大发明”,基于普通常识的简单理解是不够的。

  当代对于“创新”的重新认识,肇始于20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他不仅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发展,还明确地把发明和创新区分开来:“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这同它的发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

  熊彼特将创新理解为“把发明引入生产体系”,是对发明的首次商业化应用,发明是一种科技活动,而创新是一种经济活动。他还把整个技术变革的过程划分为发明、创新和扩散三个阶段。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发明和创新虽然存在区别,但也有着互动和联系,发明活动本身也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制约,因此发明和创新应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研究。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关于创新的认识在管理界又有了新的进步。人们经常用“技术创新”来表示发明、创新、扩散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和“创业”在技术发明的商业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创新的本质就是创业,创新过程的核心是有能力发现机会并创造新的方法来利用这些机会。这反映出发明并不仅仅是一种认知和客观的技术实践活动,企业家的气质、风格这样的主观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对创业的鼓励和包容,也构成了创新的核心内容。

  在商学院的创新管理教育中,技术创新被视为一种经济活动,也隐含着若干假设:首先是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之间不做严格区分;其次是技术发明的商业化需要现代的市场经济(包含着产权制度、专利法律、资本市场、得到社会尊重的企业家群体、现代金融体系、生产/流通领域的分工协作、产品质量体系等诸多要素),离开这个谈技术发明的商业化,是一种类似于“关公战秦琼”的历史错配;第三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形式主要围绕着经济活动,例如一般将技术创新区分为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工艺创新;另外还常常将技术和科学视为一种单向依赖关系,将技术视为科学的应用,由此将企业和大学的研究活动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三类,而技术创新一般发生在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活动中。

  这种从经济和管理维度出发的创新观,也是当前对创新的一种主流认识,例如英国的科学创新办公室认为创新是“现代经济的发动机,它把创意和知识为产品和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评价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各种科技成就,属于一种史学上称为“辉格式”的历史解释,即以“当下”作为准绳来研究“过去”。

  事实上,四大发明的历史语境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市场有着根本差异,如果要用当前主流的技术创新观来评价四大发明,需要仔细厘清各自的差异,不能简单得出“重大创新”或“没有创新”的结论。

  当前流行的创新观所蕴含的种种假设,也为如何客观、中立地评价古代科技成就的创新性提出了挑战。即使在当代,如何定义科学、技术和工程这三个不同的领域或概念,以及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如关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种类型:技术是科学的应用、科学和技术之间相互、科学与技术相互融合和依赖(尤其是在核能、计算机等领域,因此也有学者提出了技术性科学的概念)。而工程除了“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需求”的含义之外,很多时候也被视为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中介,因为在具体工程项目中,往往同时应用了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

  如果从“技术是科学的应用”来理解,古代的技术成就缺乏近代科学的指导,其创新性似乎就大打折扣。如果认为科学和技术各自发展,那么从事知识发现的科学研究,其往往不能直接商业化,而需要技术或工程的中介,因此对于科学上的创新,无法按照现代意义进行评价。但将科学与技术视为相互作用的整体也存在问题,因为古代社会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与现代自然科学显然不同,由此其对技术发明活动起到的作用也不同。

  即使只考虑技术,也存在一些分歧,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认为技术有知识、活动、物体、意志这四种基本的展现模式,因此他认为熊彼特、马克斯·韦伯把技术与企业家等主观活动联系在一起了,从而反映出技术的社会学维度,对技术以及技术创新的内涵也产生了影响,例如对企业和社会管理的计划和控制活动是否属于技术实践的范围?企业组织形式和的变革属于技术创新吗?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中国历史上秦代建立的郡县制,以及对度量衡的统一,这些是否也算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