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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700科学家甘为中学生当人梯

2019-10-22 15:10

 

  图②: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立伟教授(右一)在作《“之眼把黑夜变成白天”》报告之后,与俱乐部交流。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供图

  编者按:7月8日,本报“讲述一辈子一件事”栏目刊发《“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文中提到:原天文台台长王绶琯院士曾在1997年发问:“那些当年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有多少了科学的道?作为前辈的我们这一代人,反躬自问,是否也有失职之处?”当年,他寻求中科院科普领导小组的帮助,并联合60位著名科学家,于1999年发起成立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20年来,先后有721位导师和5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俱乐部的科研活动,其中约2300人次走进178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科研实践”进所活动。俱乐部早期会员洪暐哲、臧充之等已成为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不少年轻人步入社会后在不同领域感受到俱乐部的影响

  本报记者走进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独家采访发起的科学家、俱乐部工作人员及从俱乐部走出的学生,感受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倾听科技少年的成长经历,把脉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以期促进青少年科技人才的发现与培养。

  “昌老师的实验室改变了我的人生。”7月13日上午,在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老会员学术论坛上,洪暐哲和新会员倾心交流:从就读大学生物系,到任教美国大学分校,这位青年的生活与生物科技紧紧地连在一起。此前的他,喜欢捣鼓无线电、爱好机械制作,认为生物学“尽是些花花草草”。而2000年的暑假,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昌增益的实验室,洪暐哲见到一个多彩的生物世界,兴趣一下子就被触发了

  1997年,原天文台台长、时年74岁的王绶琯院士致信时任市科协青少年工作部部长的周琳,表示他在科普活动中接触过的许多优秀学生,后来都无声无息了“青少年时期是培养科学兴趣的关键期,应该有一个组织,给热爱科学的青少年们铺搭桥。”

  这种想法,源自王院士年轻时的一段经历:1949年,怀着童年时对天文的热爱,他提笔给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写信,同他讨论物理学。隔年,格里高利接收王绶琯进入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

  “就是因为年轻时遇到了几双科学领域的大手,我才有幸走进天文科学的。我们能为这些喜爱科学的小娃娃做些什么?”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王绶琯的心头。

  1998年初夏,中科院党组原副兼科普领导小组组长郭传杰接到王绶琯的电话:“老先生说:我起草一个成立俱乐部的,先签上名,然后请你再约些科学家一起支持”郭传杰说,两天后他便收到了书;他签名后,送给甬祥、王大珩、白春礼等科学家,他们签过名,再请学部办、科普办联系更多的科学家如今,当年签名的纸张已泛黄,但61位科学家的签名仍然清晰,其中有院士45人,“两弹一星”科学家5人。

  1999年6月12日,俱乐部启动仪式在四中礼堂举行,王绶琯、钱文藻、季延寿等科学家一起回答学生提问;一间不大的多功能厅里挤进了100多名学生,两台柜式空调机开到最低温度,房间里仍闷热难耐时任四中副校长铭回忆道:“从科学实验到科普活动,学生们提问完全不受约束,我真担心孩子们和老先生们热坏了”

  “在酸性矿山排水中到底有哪些未发掘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对酸性矿山排水中的铁硫代谢有何作用?”盛夏午后,中科院凝聚态物理综合楼报告厅,八中学生刘羽骐,作了题为“酸性矿山排水中特殊微生物的发掘”的开题报告。

  刘羽骐对生物兴趣浓厚,学校的生物实验课已让她觉得不过瘾。“俱乐部的科研实践活动会占用时间,但不会作为高考加分的因素。”刘羽骐说,“可我就是喜欢!”

  刘羽骐兴冲冲走进实验室的第一周,就犯了难:“一来就要读文献,太枯燥。”随后,她又有了新发现:“我经常在实验室待到晚上10点多,那时还有很多老师没走。”她渐渐明白:通宵达旦,是科研人员的常态。

  培养皿很容易被霉菌污染,多次重复实验是家常便饭。“我国在研究克隆猕猴时,为了优化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中的一个流程,科研人员了整整3年。”刘羽骐说:“这个故事激励了我,科学不能抱侥幸心理,要严谨。”

  “俱乐部,关键在乐。这并非孩童嬉戏之乐,而是青少年体验科研团队实践、发展志趣之乐。”退休后担任俱乐部秘书长的周琳说。

  从俱乐部里走出来的少年,有的未必最终从事科研,但这些历练却会让他们受益终生。就读新闻专业的张成美就是一例。“严细深实的科研态度,在任何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

  张成美说,印象最深的是10年前和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老师们去锡林浩特大草原做野外考察。“的尽头是草,草的尽头是天。我们住的简易平房,是当时目之所及的唯一建筑,虫子经常从房顶掉下来”他们要考察野外布氏田鼠,研究基因表达与繁殖的相关性。“了解一个洞穴里的整个族群,要耐心等待每只田鼠上钩,每一年的数据独一无二,很多人多年才有所进展”张成美说。

  “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很幼稚?”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丁肇中坚定地回答:“没有一个问题是幼稚的!”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李政道则勉励孩子们:“做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臧充之是俱乐部的首届会长,0001号的会员卡珍藏至今;与两位诺得主见面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俱乐部让我永葆一颗纯真的心。”如今,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实验室里,他正将这份纯真带给更多的学生

  为了给“小手”找到合适的“大手”,俱乐部成立初期,王绶琯和俱乐部副秘书长李宝泉、周琳走遍国家重点实验室,寻找合适的项目和导师。随后,王乃彦、匡廷云等一批批科学家先后加入俱乐部。哪怕工作再忙,他们都会腾挪时间,赶来跟孩子们见面

  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大手”着“小手”的成长;俱乐部经历过不少插曲。1999年底,附中12名学生参与了中科院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期末考试临近,实验不能中断,附中校长刘彭芝决定:“几名学生不用上课了,期末考试也免了!”5个月后,科研论文在科学《自然》上顺利刊发。虽然缺课,这些学生的成绩仍保持在年级前50名。“长远看,课业学习和科研实践并不矛盾。为这些有能力、有热情的孩子创造条件,对国家培养人才大有裨益。”刘彭芝说。

  “你们变成大手后,要帮一把小手们,让他们少走些弯。”王绶琯总和老会员说。

  2015年,31岁的俱乐部早期会员丛欢作为中科院理化所最年轻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开始了全新的科研生涯。如今,他还在理化所的实验室里,带着他作为俱乐部科研导师带的第三位学生后来者不断加入,探者仍在坚守。20年前刚参加俱乐部活动时,范克科大学毕业不久,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生物老师。2016年,他出任附中通州校区副校长,可没过多久,他就要求干回老本行,“俱乐部的教育是纯粹的教育,更加本真,更加有意义。”

  “科学家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给了我们不停步的动力。”退休后的20年,周琳一直为俱乐部而奔走。20年,孩子们在成长,科学家们渐渐老去。目前,61位科学家中已有23人先后离开了我们。被誉为“科学启明星”的王绶琯院士已经96岁,躺在病榻上,他无限感慨:“我总是忘记自己已经这么老了,时间不够用,还有很多事没干呢”

  这是一次颇为困难的采访。俱乐部的一些老科学家已去世,一些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接受采访;俱乐部的老师非常低调,不愿谈及个人付出与贡献;一线科研人员工作繁忙,采访只能零敲碎打地进行,有的埋头科研,几乎与,采访更无从谈起

  源自他们的远见卓识。“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科学家们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不仅在各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还为科技人才培养殚精竭虑。而后者的意义,不仅在于当下,更在于未来。

  源自他们的情怀。“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老一辈科学家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宽广胸怀,为有志于科学的青少年铺搭桥。这种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是新时代更为宝贵的财富。

  二十载光阴荏苒,创新引领未来。让我们对那些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的老科学家致以深深的!正如前辈所期待的那样,一批青春少年已科学之。让我们对那些科学上的年轻人抱有最大的希冀和祝福!期待有更多年轻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一棒接着一棒跑,合力托举中国科技事业创新发展的美好未来(记者施芳)